为什么产生“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殖民与东方主义的延续效应西方殖民时代形成的“东方主义”叙事，把穆斯林世界描绘为落后、专制、非理性的他者。这种刻板印象在殖民结束后仍在教育、文学、艺术和学术中延续，构成了伊斯兰恐惧的文化土壤。当现代社会遇到安全事件时，这种历史形象会被迅速激活，成为敌意的“熟悉模版”。

地缘政治冲突与安全化逻辑冷战后，部分西方安全话语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直接绑定。9·11 事件等重大袭击事件，把伊斯兰符号嵌入国家安全叙事，导致穆斯林群体被整体化为潜在威胁。在国家安全框架内，公众很容易接受对穆斯林群体更严格的移民管控与监视措施，这强化了社会的戒备和排斥。

跨国移民与社会结构变化在全球化与人口流动背景下，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北美等地比例增加，加之经济结构调整和就业竞争，引发部分群体的资源焦虑。这种结构性压力常被转化为文化冲突叙事，使穆斯林身份被视作社会变动的“替罪羊”。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媒体生态与危机化叙事大众媒体和社交平台在报道涉及穆斯林的事件时，倾向于放大暴力与极端案例，弱化日常生活与积极贡献。这种选择性曝光造成“可得性启发”，使公众高估与伊斯兰相关的暴力风险，从而在感知层面持续制造恐惧。

政治动员与民粹策略一些政党利用“伊斯兰威胁”作为动员议题，将其包装成“保护本国文化与安全”的诉求，以争取选票。这种策略不仅在法律与政策上形成对穆斯林的不利安排，也在公共舆论场中固化了伊斯兰恐惧的政治正当性。

法律与治理中的制度化偏见反恐法律、移民制度、着装规定等政策往往在执行中对穆斯林群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这种制度化不平等，会使穆斯林身份在社会中被“标记化”，进一步加深主流社会对其特殊性与可疑性的认知。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认知偏差与情绪逻辑人们在面对陌生群体时容易依赖刻板印象做快速判断。当这些刻板印象与恐惧、愤怒等情绪相连时，就形成稳定的情绪化偏见，即便事实信息出现，也难以修正。这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恐惧”在缺乏直接接触的社区中反而更强烈。

宗教文本的多义与极端化解读穆斯林内部少数激进派对《古兰经》及圣训的选择性解读，并通过暴力行为扩大其政治影响，使外界将这种极端化理解误认为是伊斯兰教义本身，从而将个体行为归因于整个宗教传统。

跨国连结与事件外溢全球化下的媒体和社交网络，使某地的极端事件迅速传遍世界，进而影响对远方穆斯林社区的看法。这种“事件外溢”效应，使得即便在本地没有冲突，也可能出现高度的伊斯兰恐惧情绪。

种族化与交叉压迫穆斯林身份常与肤色、族裔、穿着等外显特征绑定，形成种族化过程。这种视觉化的身份识别，使得穆斯林在公共空间中容易成为监视与歧视的目标。

教育与知识生产不足主流教育体系对伊斯兰历史、文化的呈现常停留在片段化、冲突化的内容，缺乏细致和正面的叙述空间。这种知识真空为刻板印象和恐惧的持续提供了土壤。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作者系传播学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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